隋唐时期的织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织锦已成为赡军足国的重要手段。诸葛亮在家居之地成都城南双流的葛陌,亲自种桑八百株,以激励军民,并在军令中强调指出,“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军中之需,全藉于锦”。当时“蜀锦”已成为蜀国的主要财源。史称“蜀以锦擅名天下,故城名以锦官,江名以灌锦”。此后的西晋北魏、北齐、北周等国,对丝绸生产亦很重视。
东吴自孙策和周瑜偷袭皖城,得袁术部曲及鼓吹、百工三万余人迁吴。公元263年时,又由交趾郡大宋孙胥征集工匠千余人到建邺从织,从此东吴丝织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根据《三国志.吴志.陆凯传》记载,“吴国后官织络宫女乃有千数”。吴王赵夫人擅长织绣,能织作云龙虬凤之锦,刺绣五岳列国地形之图。到东晋时,左思《吴都赋》称江东“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吴亦以织锦名扬天下。
从文献记载和对出土文物故的分析、测试看,以上时期的织锦,结构多数为二重经、三重经以及多重经分别显花的平纹型和斜纹型经锦,纹样题材遍及动物、植物和几何形以及吉祥铭文、祥禽瑞兽等各个方面。如新疆吐鲁番出土的这一时期的“云兽纹锦”、“对鸟对羊树纹锦”(图1-9)、“‘吉’字纹锦”等即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图1-9)

隋唐时期的织锦
史载,大业初,隋场帝巡游江南,用彩锦作帆,连樯十里,李商隐咏《隋宫》诗中有“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锦帆百幅风力满,连天展尽金芙蓉”等句。这一方面说明隋炀帝的荒淫奢侈,另一方面也说明隋代织锦的发达。
唐、五代时期,经济、文化极为繁荣,是一个极重衣饰而且较为开放的时代,不但官女、命妇饰以盛妆,一般妇女亦多锦衣绣缯。由于受西域文化的影响,服饰以绯袄锦袖、窄袒罗衫半臂和锦腰带等为时髦。
1900年11月,作者与图案设计师胡芸等在中国历史博物信测计分析了由青海考古所所长许兴国先生提供的青海都兰热士出土的一批隋唐丝织品,其中重点对隋唐的织锦,从织物的结构到纹样配色均作详细的分析并测绘下来,从中发现此时的织锦在汉锦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改进,不但出现了更加丰满肥亮的经锦,而且创造出了一种由多种彩纬显花的斜纹型组织结构的纬锦。这是织物在结构和工艺制作上的重大突破。能织出比经锦更繁复花纹循环和变化更大的织锦,说明此时的织锦工艺技术更趋成熟,花色品种更为丰富多彩。
唐代织锦在图案风格上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其一是受波斯萨珊王朝(226-640)的影响,盛行联珠团窠纹;其二是四川益州大行台窦师纶开创了瑞祥、官绫,章彩奇丽,世称“陵阳公样”,有对雉、斗羊、翔凤、游麟等花色,是唐代流行的典型纹样。在新疆出土的大批唐代织锦“胡王锦”(图1-10)、“联珠对鸭纹锦”(图1-11)、“联珠对马纹锦”(图1-12)、“花鸟纹锦”(图1-13)以及“花瓣团窠锦”等,均充分体现了唐代丝绸织锦多元化的时代风格特色。其中“胡王锦”为经锦;“花鸟纹锦”、“花瓣团窠锦”、“联珠对鸭纹锦”则为纬锦。

(图1-10)

 

隋唐时期的织锦

(图1-11)

 

隋唐时期的织锦

(图1-12)

隋唐时期的织锦

(图1-13)

隋唐时期的织锦
以上织锦原件均由苏州丝绸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合作,先后作了复制与仿制。另外,新疆阿斯塔那墓群还出土了大历十三年(778)的一双锦鞋。其鞋面是用五色丝线织成的宝相花斜纹纬锦,鞋里为六色彩条丝线织成的花鸟流云纹斜纹经锦,整个锦面构图复杂,形象生动,色彩艳丽,组织细密,应该说是古今丝织物中的精品杰作,可见唐代织锦技艺的高超。
纵观汉唐时代的织锦,大多为由经线分别显花的三重、四重、五重或五重以上的经锦,以及由纬线分别显花的三重、四重、五重或五重以上的纬锦。当时的锦,不论是经锦还是纬锦,质地普遍厚实挺括,外观丰富多彩,工艺精湛,故一般较适宜制作半臂腰带边饰、覆面、锦食、枕、鞋袜、护臂等,甚少用于整件袍服。
汉唐的气韵风骨织进了锦绣罗衣中,美丽如敦煌壁画的光彩,凯逸如吴道子笔下微风浮动的线条,显示了汉唐王朝的气魄和审美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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