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宋锦的产销——宋锦的生产及经营

宋代的官府生产,在内侍省没有生产产织锦的造作所,专门生产宫中和皇室婚娶寿庆等所用的高级产品,在洛阳、真州、定州、青州、益中州等均没有各种续锦院。朱元丰六年(1083),成都转运司办扩充了锦院。南宋时在苏州、杭州也都设有锦院。
元至正年间(1341-1367),苏州设“织造局”。明清两代,苏州的官府织造逐步发展,宋锦工艺相沿不衰,但在颜色和图案方面有较多限制。据《元典章》卷五十八载,元代对织物曾定出许多禁律,如颜色方面,不许民间使用柳芳绿、红白闪色、鸡冠紫迎霜白、胭脂红等色;图案方面,禁用龙、凤、日、月等纹样;规格方面,更是规定纰、薄、窄、短的产品不予过印,不准在市上售卖。到元末明初,由于战争破坏,苏州的宋锦业一度衰微。
明洪熙、宣德年间(1425-1449),苏州宋锦有所恢复。据康熙《长洲县志》载:”蜀锦名天下,而吴中所织,海马云鹤、宝相花方胜之类,五色炫耀,在巧尤胜。明宣德年间尝织昼锦堂记,或织词曲,联为帷账又有紫白落花流水,充装潢卷册之用。“明代织锦应用范围已从内际上用扩大到官用,宋锦的图案也空前发展。有龙风、翎毛、花许、人物、云纹等。还能将写生花卉修饰连接成为缠枝莲花穿枝牡丹等,以花鸟相互配合的优秀数样设计应用到末锦织物上,在加强效果方面,展示了工艺新面貌。苏州宋锦到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进入繁盛时期。
明代著名的民间文学家冯梦龙有诗云:
东风二月暖洋洋,江南处处蚕桑忙。
蚕欲温和桑欲干,明如良玉发奇光。
缫成万缕千丝长,大筐小筐随络床。
美人抽绎沾唾香,一经一纬机杼张。
咿咿轧轧谐宫商,花开锦簇成匹量。
莫忧八口无餐粮,朝来镇上添远商。
冯梦龙还在《醒世恒言》中的《施润泽滩阙逢友》一篇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吴江盛泽一个名叫施复的人,本是一个“家中开张织机,每年养几筐蚕儿,妻织夫络”的“小户儿”,“本钱少”,“织得三四尺,便去市上出脱”。但由于他蚕养得“并无一个绵茧”,缫出的丝“细圆匀紧,洁净光莹”,织的绸“看时光泽润泽”,商人们都“增价竞买”。“因有这些顺溜,几年间,就增上三四张细机,家中颇饶裕。里中遂庆个号儿叫做施润泽”。不久,又由于“蚕丝利息比往年更多几倍,欲要又添张机儿,怎奈家中窄隘,摆不下机床”,便将“因蚕事不利”的“间壁邻家住着两间小房”买下“铺设机床”。以后继续“昼夜营运。不上十年,就长有数千金家事。又买了左近-所大房居住,开起三四十张细机,又讨几房家人小厮,把个家业收拾得十分完美”,最后成为“冠于-一镇”的富户。“盛泽”的镇名也许就源于此。施润泽的发迹,可以说是苏州丝织业从家庭手工业发展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一个缩影。
苏州丝绸生产在明代以前,大体上以农副业和家庭手工业、小商品生产为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明代初期开始,出现了商业资本投资于生产事业,把分散的小商品生产组织起来的迹象。到明末清初,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
清初苏州织造局规模扩大,织造上用、官用的差货增多,其中以宋锦最为著名,织造技术图案花色均有所发展。顺治三年(1646)督理苏杭织造的陈有明,“佥报苏松常三府巨室充当户机”,苏州织染局开始了生产。所谓“佥报”,就是派充。按照所派充的“绅袍巨室”的不同地区,分设在苏州、常州、松江三个织造堂,编列为二十三号,额设花素机450张,工匠1160名;织染局编列为十九号,额设花素机400张,工匠1170名。织造局按照派充“机户”的财富资力大小,分别派定机数,然后分派其承包织造的任务,并按官价发给预定织造的银两,规定期限。被派充的机户购置原料,以工价向民间雇匠织造,并将产品解送进京。织造局设置各种管理和吏员:“设所官三员,专司点匣;管事十一名,分头料理;管工十二人,催攒工程;高手十二人,指导织挽。”针对集中生产、分散经营的特点,采取“分别责成”制即责任制。对于派充的管事机户、染作和织匠,分别规定各自在生产上应负的责任:“如经纬不细净,缺乏料作,致误织挽,责在管事机户;颜色不鲜明,责在染坊;织造稀松,丈尺短少,错配颜色,责在织匠。”并规定了织挽期限和赏罚办法:“酌量蟒段妆花织金、抹绒、平花等段,定以期限,给以工票,责令依限交纳。”并且“逐机查验,织挽精美者,立赏银牌一面。造作不堪者,责治示惩”。对于“管事机户、织匠等役”,免以差徭。故清代生产的每匹绸级在等机头均有“苏州织造臣xxx”的迹织,如“绿地罩纹锦”、“黄地织锭万字锦”等机头均有“苏州织造臣文通”、苏州织造臣毓秀”、“苏州织造臣荣廷”等字样,如(图8-1、图8-2)所示。这说明当时职责分明,责任到人,质量管理严明。
当时苏州织造局内的生产过程,分工细建立在分细致,从原料到成品,从摇纺丝经、牵经打线到织挽,整个工序都是建立在工协作的基础上,具备了手工工场的组织形式,反映出社会生产高度发展的水平。
在苏州织造局生产的上用织物中,宋锦匹科为其中主要的类。可以想见,当时生产宋锦同样要求严,质量精。现故官博物院收藏的“黄地宝相花纹重锦”、加金缠枝花卉天华锦”、“姣蓝地金佛手石榴莲莲来铺”以及前文所述的驰名全国的“极乐世界图轴”等实物,都是清代苏州织造局织造的苏州宋锦之精品。
故康熙、乾隆年间的苏州宋锦业出现过全盛时期。当时宋锦除官府生产外,苏州丝织业由三部分组成,即“丝账房”、“机户”和“机匠”(到晚清俗称“大叔”、“二叔”和“三叔”)。
“丝账房”即“大叔”,开设纱缎庄(苏州过去称丝织业为纱缎业),他们一般不拥有织机,其主要经营方式是“放料取货,以货出售”,即把染好色的经丝和纬线等原料,以及机内脏[1]发给机户或家庭手工业者加工织制缎匹。织成之后,交货与“丝账房”,随时清算工料,然后将这种加工后的货匹“待价而沽”,从中牟利。据《吴县志》记载,当时全城有这样的“丝账房”57家,多数开设在闾邱坊、古市巷-带,其中最大的要数杭庆余、李鸿兴等户,都要放到两三百台机的货色。“丝账房”里有职员20人左右,专事原料发放和成品验收。由此可见商业资本渗,入生产领域已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
“丝账房”除采取放料方式外,也有“自行设机督织”与经营的。据清代徐扬所绘《盛世滋生图》(即《姑苏繁华图》),其中绘有丝绸店铺14家,在阊胥地段画面上,可以看出一家两层楼房五间门面,似为前店后场的“丝账房”。可以想见,当时的“丝账房其全宫规模之大和资本之雄厚。有的市招上还清楚地写着“本店自制苏杭绸缎罗锦梭布发客”,“自造八金丝纱缎”等字样。像这样明确标明“自制”和“选置内造的共有三家。这种产销相联的店家,很可能就是“自行设机督造’的“丝账房”了。他们已从通过商业经营转为在生产领域里对小生产者进行直接的管辖。
“机户”即“二叔”,一般指家里备有木机的手工业主。有代加工和自产自销两种,前者称“带织机户”,后者称“现卖机户”。据《永禁纱缎机匠叫歇帮行碑》记载,“机户类多雇人工织”,即多数机户是雇佣工人的手工业主。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机户”是在不断变化的,有的因竞争失败而衰落有的因资本积累而发展形成规模较大的工场手工业主。《醒世恒言》描写的施复(施润泽)应属于发迹的“机户”。
“机匠“即“三叔”,是出卖劳动力的织机工人,计工受值,“皆自食其力之良民边”。他们和“机户”的关系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即劳资雇佣关系。在“丝账房”的剥削下,“机匠”的劳动繁重.正如陈铎《机工谣》所描绘的:
双臀坐不安,二脚蹬不直,
半身入地牢,
间口尝荤饭,逢节暂松闲,
折耗要赔还,络纬常通夜,抛梭直到晚。
加之当时绸缎生产有五荒六闲、七死、八活、九金、十银、穷十二的季节性,丝织工人的经济生活,常常要受这种谈季、旺季的影响而动荡不定。
除了被“机户”常年雇佣的“机匠”外,还有大量没有固定工作的工人,他们每天早晨都要在一一个集中的地点,即招雇临时劳动力的市场,等待工场主“叫找”(即雇佣),又叫做“待唤”。据清代顾震涛《吴门表隐》和乾隆《元和县志》记载,当时织花锦的工人常聚在临顿路花桥,素缎工人常待在皮市街金狮子桥,纺丝的机匠则立在濂溪坊。他们百十成群地站在桥堍附近,伸长脖子,东张西望,等待工场主“叫找”,名为“立桥”。(图8-1)

传统宋锦的产销——宋锦的生产及经营
“立桥”的人往往都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就赶到桥头去了,不管风霜雨雪,严冬盛夏,天天如此。通常要等到人家吃过早饭,看看已是开工做生活辰光,估计这天再也不会有人来“叫找”了,这才撑着饿瘪的肚皮,垂头丧气地走回家去。从“丝帐房”、”机户”、“机匠”和“叫找”、“机匠”的出现,可见当时已有基本上摆脱了封建依附关系,能自由出卖个人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掌握生产资料,占有场房.机器和原料,雇佣工人的工场作坊主。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主要标志。
可是到嘉庆后宋锦业开始渐渐趋向下坡。经过太平天国时期的社会动乱,苏州已很少生产衣料锦、陈设锦,品种渐渐湮没。以后所说尖锦,只单指装裱用锦,直沿袭至今。
道光年间,苏州建立云锦公所,包括织造纱缎、绒锦行业。光绪四年(1878))立于云锦公所机房殿先机道院内的《元、长、吴三县禁革宋锦机业人等设立行头名目碑》刻的是三县政府禁止宋锦业建立行头的文书,这里提到了同治年间的沈友山、朱沛和等八户,光绪年间的宁锦山等七户。
稍后有孙万顺、徐隆茂、周万和、陆万昌等户,织机从10台到30台不等。宣统二年(1910),徐万泰的“四字锦”,陆万昌的“十方仿宋锦”,参加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展出,获得金牌奖。该奖牌至今尚保存在陆万昌宋锦作业主陆子玉之子陆鸿生处。
1927年前后,宋锦开机约有200台,自912年至19397年间,苏州宋锦前后参加国内举办的各种展览共10次,分别获得各等奖共10个。1923年陆万昌出品的古锦“天元锦”“十方锦”,曾在美国纽约举办的国际丝绸博览会展出。
抗日期间,生产萧条。40年代时,由于日本市场需要,生产曾一度活跃。抗战胜利后,宋锦业的处境每况愈下,仅有机户不足10家,开机仅20台左右。行业人员大多改行谋生。即便是开机之户,也边织边做小贩度日,现做现卖。产品大多卖给绫缎庄。绫缎庄是批发商,由它再卖给客户。也有个别直接售给零售商店,如陆万昌的锦卖给北京荣宝斋,严斌宣的锦卖给北京正源兴洪齐同等。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统计:宋锦业有严斌记、周泳记、余炳记等6户24人,30多台木机。这6户当年组成联合办事处,实行联购联销。1952年产值为9414元。1954年联合办事处参加人员扩大到13户,29人,产值29575元。1955年联合办事处及其他机户共16户,组成朱锦供销生产小组,实行分散生产,统一经营,负责人严斌宣。1956年,小组转为生产合作社,同时吸收了一批汰渍、蜡线、打翻头线、牵经、染色、造机、接头、纹工、踏石元宝等的专业技工,共有社员106人,严斌宣被推荐为理事主任,社址设在狮林寺巷25号,从分散生产改为集中生产,设两个车间,拥有大锦机16台小锦机18台,均系木机。
1958年,该社曾与丝织工艺生产社合并,改称为“宋锦漳缎厂”,设宋锦、花绒电机三个车间,自设纹工,自行设计图案和花板制造,部分改变手工业生产为机械生产。1966年,宋锦厂改名朝阳丝织厂,至1979年又改称苏州织锦厂。
1972年宋锦生产有了明显发展产量达1.16万米,比1969年增加了两倍同时新建厂房,更换部分设备,外销产品由江苏外贸公司收购。
1979年织锦厂生产的“钟山牌”(64710)宋锦,被苏州市纺工局定为“质最信得过产品”。1981年,该产品获江苏省工艺美术品百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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